其他
少年丨谢悦：我家曾住赵家楼
谢悦，原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二师十五团六九届北京知青，1978年参加高考，1982年毕业于北师大中文系。先后任职中国青年杂志社和管理世界杂志社，编审，2013年退休。
曾经家住赵家楼
作者：谢悦
上世纪80年代我住在北京团结湖，与同楼一位老人闲聊，她说我父亲是你校友，名叫匡互生。哇噻，人称“五四运动”火烧赵家楼第一人的匡互生！登时我便肃然而起敬。
“五四运动”对我来说是太遥远了，然而赵家楼并不遥远，从两岁起我就住在那条胡同，那是我30年的家园。其实除去上山下乡的8年和读大学住校的4年，我在那里也就住了十几年。因此我的记事本里的赵家楼，就是我的童年和少年；一觉醒来，恍惚中仍是赵家楼那幽静的院落。日出东南隅，照我赵家楼，陌上桑还在否？从小就攀爬的那株桃树，桃花大约又开几度，尽管人面早已渺茫。还有曾经盛开的丁香花，怕是尘世间多少繁芜，从此已不再牵挂。那时的南房里我家姓谢邻家姓王，想必旧时王谢堂前燕，已从原来的寻常百姓家飞入了别的百姓家。
我住的那个院落在上世纪70年代以前是前赵家楼胡同7号，后来改成14号。这里原来是开明书店驻京机构所在，公私合营时开明书店与团中央所属的青年出版社合并，此处不知怎么成了文化部宿舍。据说上世纪80年代团中央与文化部就这处房产起了纠纷，最终产权归属团中央，不过现在这里又成了首华物业公司。院子大门坐南朝北，路北正对面是原军队某部招待所，当地人俗称“军部”，后来改建为赵家楼饭店，就是著名的“五四运动”火烧赵家楼遗址。
我们这个院子分东西两院，我家原住东院北房，上世纪60年代中期又搬到了南房。房子是不错的，屋里还有自来水。房后有一个窄窄的小后院，经过三家的后窗，但只有一个门开在我家，因此这个小后院由我家独享。我家是南房东头的两间，最西头是文学评论家顾骧的居室。小时候淘起气来，趁大人不在，跑到后院西头，敲敲后窗，里边打开窗子，便从窗口爬进顾家。
我家后院的南边是中国作家协会宿舍，黄秋耘、吕剑、张天翼、秦兆阳、沈从文等作家的居所与我家一墙之隔。后院墙西的院落，是冯玉祥夫人、卫生部长李德全的宅第。有一次我在后院打羽毛球玩，羽毛球蹿过墙头飞进了西边的院子。我爬上墙头，看到好大一片院落，羽毛球就落在墙脚不远处的草丛中。我试探着要跳下去捡，猛听得一声断喝，不知何处冒出来一个警卫，将我当场擒获。所幸尚属未成年，训斥了两句也就作罢。
童年的记忆中，不大的院子却还有些四时景致。东院花木扶疏，栽有桃树、松树、桑树，还有一株丁香，我家后院则有一棵臭椿。后来松树和丁香都没有了，桑桃却愈发的茂盛。每到春季，一树桃花，满院骚香；养蚕时节，外院养蚕的孩子跑来爬桑树，一派“邻娃尽著绣裆襦，独自提筐采桑叶”景象。西院又自不同，三四株高大的古槐叶茂枝繁，浓荫匝地，树龄都在百年以上，枝叶间不时有“吊死鬼”（槐蚕）落到头上。如今从赵家楼过，隔着院墙，还能窥见那几棵老槐的蓊郁。
赵家楼据说因明代大学士赵贞吉居此而得名，又因火烧曹汝霖府邸而扬名。据记载，当年曹汝霖的府邸在赵家楼占了一条街，曹府南边的胡同叫前赵家楼，北边的胡同叫后赵家楼。“五四运动”中，北京高校的学生们跑到这里放了一把火，赵家楼从此举世闻名。而我从小就听说火烧赵家楼，还不仅仅是因为“五四运动”，在我儿时的印象中，这里确确实实遭过几次“回禄之灾”。
记得我家住北房时，一天夜里被喧闹声吵醒，听大人说，对面的军部着火了。那个“军部”与我家隔街相望，也就是几米的距离，因此还是有些紧张的。家长说，这回真的是火烧赵家楼了，这话我至今记忆犹新。还有一天夜里，也是被消防车的呼啸惊醒，说是东口田家失火了。田家住在正对着赵家楼东口的一栋小楼里，有时能看到这家的男主人穿着皮夹克，骑一辆摩托车往返。那个年代能穿皮夹克骑摩托车的，当然不是等闲人家。我曾经无数次从田家的小楼前经过，却直到几十年后才知道，这里是北总布24号，被“维护性拆除”的梁思成和林徽因故居。
常见一些网络文章怀念上世纪五六十年代，似乎那时民风淳朴人心敦厚，有如上古三代。而在我的记忆中，这也未必尽然。记得那时有一个名叫吴彬彬的胖姑娘常从我家附近经过，后边总是跟了一群孩子，起哄的叫骂的，更有动手动脚抛砖掷瓦的。吴彬彬是某位副部长的女儿，年纪和我差不多，因为脑炎之类的疾病留下后遗症，智力受到影响，体型也起了变化。只要她在街面上现身，便招来一群孩子，这些孩子通过羞辱病姑娘获得了无穷的乐趣。
后来运动来了，住在赵家楼东口北总布的铁道部副部长刘建章被“专政”，其女儿在胡同里现身，便也获得与吴彬彬同等的待遇。从那些以欺负弱者取乐的孩子身上，我无论如何也看不到民风淳朴人心敦厚的痕迹，只是那时可怜的二代们，比起如今开着法拉利在纽约巴黎悉尼街头爱国的二代，成色是差得太多了。
一个世纪前的事已经进入历史教科书，半个世纪前的事却还历历在目。我和赵家楼一起目睹了艰辛探索。依然义愤填膺的青年学生又杀到赵家楼，横扫街巷。东口田家穿皮夹克骑摩托车的男主人被打死了，尸体扔进卡车里拉走了。东口另一家姓陈的人家给揪到了我们院，就在我家王谢堂前的台阶上站成一排，接受革命群众批斗。陈家的男主人名叫陈志，是国内吉他演奏的NO.1。他太太一家是印尼归国华侨，这大约就是罪名。我从家里出来，正好看到一排挨斗者的背影，于是取来一根竹竿，从后面将挨斗者各捅一下，算是尽了地主之谊。其实我与那些挨斗者素无瓜葛，无冤无仇，何况我的家长此时正在遭遇着与他们同样的命运。而我却名正言顺地对他们下了手，并且因此获得极大的心理上的满足。
其时我还只是个小学生，自然不会考虑自己的举动意味着什么，然而心理上获得的满足是实实在在的。鲁迅说过，中国自古少有敢于抚哭叛徒的吊客，我的行为则证明，中国却从来不乏乐于惩治叛徒的志愿者。一切的狂热不论出于什么原因，心理上的诉求是不可或缺的，需要的只是一面“正义”的旗帜。在正义大纛的遮护下，享受群殴十字架上叛逆者的血腥快意，既安全又写意。这桥段至少从袁崇焕时至今，延绵数百年而未曾断绝。
我总在寻找当初举起竹竿时的原始动机，因为在小学时我一直是个听话的孩子，而这恰恰或许就是原因。劳伦斯在评论高尔斯华绥的作品时说：“一旦人变得驯服了，他们就会在某种程度上成为性暴露狂，似乎是向一切事物发泄仇恨。”在人性不得张扬的环境中，一旦出现了合法的道德缺口，人性之恶便如决堤洪水，不顾一切地肆意宣泄。我想一个小学生是无法独自承担这责任的，再听话的好孩子，也难以抵御投身合法颠覆道德与人伦的群体狂欢的诱惑，正如勒庞的《乌合之众》所说，孤立的他可能是个有教养的个人，但在群体中他却变成了野蛮人——即一个行为受本能支配的动物。
那位弹吉他的陈志批斗之后被发配到房管所去蹬平板三轮车，有时在路上看到他身穿背心脚踏三轮，再不复往日光景。有熟人喊他一声，他在应答的同时还会将车身一侧，秀一把两轮着地而行的车技。据说1978年出了一部《潜海姑娘》的电影，电影主题曲首次在国内使用电声伴奏，却没有会电吉他之人。这时有人想到了陈志，但已不知所踪。后来几经周折，终于在朝内菜市场的售货柜台里找到了这位吉他大师。
艰辛探索轰轰烈烈地闹了一阵子，我们这些小学毕业生在社会上飘荡了一两年后，就近入了中学。那时上学每天干的事不是天天读就是观赏批斗老师，剩下的时光就是琢磨各种坏。我们这些小学毕业生虽然不能像大哥哥大姐姐们那样去造反抄家，干些鸡零狗碎的缺德事倒也不在话下。
有一天几个同学凑出几毛钱买了瓶小香槟酒，在我家后院你一口我一口的过起酒瘾来。片刻间瓶子见了底，酒劲也上来了，肚子里的坏水却不知往哪儿冒。大家围着空瓶子集思广益群策群力，这时有位哥们儿就提了个建议：咱们往这瓶子里撒上尿冒充小香槟，找个人去让他喝好不好？众人听了哄然叫好，说干就干，纷纷拉下裤子往空瓶子里灌装“小香槟”。瓶子灌满了，盖上瓶盖一瞧，还真像！哥儿几个拎着瓶子直奔后赵家楼的庄姓同学家，进了屋门，把瓶子一晃：瞧，小香槟！
庄姓同学反应倒很迅速，劈手夺过瓶子便奔了他家的厨房。我们还没来得及乐出声，就听庄姓同学在厨房门口嚷嚷上了：你们特么的给我喝的是神马东东！这时哥儿几个再也憋不住，放声开怀大笑。大伙儿乐了一阵，意犹未尽，庄姓同学当然也不甘心就此罢休，于是拉下裤子，亲自上阵，补足了被他喝剩下的多半瓶“小香槟”，兴致勃勃地拎起瓶子，带领我们物色下一个倒霉蛋去了。
那时年纪比我们大几岁的，玩法又自不同，人家成群结伙骑着自行车在街市上呼啸而过，牛气十足，很是令我们年纪小的羡慕，所以我们有时愿意凑将上去沾沾“狂气”，哪怕充当小伙计的角色。我有个中学同学住在后赵家楼，他哥哥就是我们的羡慕对象。有一天他哥哥向我借自行车，我自然很乐意，以为这是接近的机会。谁知到了晚上，自行车不见送回，家长不免责骂，我也心下惴惴，不知这车子能否完璧归赵。好在第二天一早车子送了回来，心上的石头总算落了地。这位同学的哥哥，名叫张纪中。
后来我离开赵家楼去了北大荒，两年后回来探亲，一进赵家楼的院子，感觉这院子变得如此之小，我这才体会到我们上山下乡去的地方真的是广阔天地，只不过是否大有作为有些拿捏不定。
返城以后，我又在赵家楼住了几年，一直到1980年代。恢复高考以后，母亲的同事艾丰和郑晓龙等人也曾经到赵家楼来，与我和我妹妹复习高考试题。
大约是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，我正在读大学。有天回家，进了赵家楼胡同，就在我家门口不远处，看到一男一女在争论什么，而那位男士，竟然是一位大大的名人。我在社科院当临时工时见过他，他的作品对于那时的我们来说，绝对就是灯塔级别的存在，我们从小就在他的作品指引熏陶下，追寻崇高的人生理想。而此时的这位名人，却是一脸的尴尬，被女士拦住去路，左右躲闪腾挪不得脱身。女士则是高声叫骂：你今天不把咱俩的事说清楚别想走！XX你这个……接下来是一串不登大雅的评语。
我的三观登时摔碎了一地。这就是那灯塔级别的存在吗？若非亲眼所见，真是做梦都想不到的诡异。其实此事若在今天，根本就不叫事，然而那是四十年前呀。我快走几步赶紧进了院门，心中兀自七上八下，这简直太刺激了，太震撼了！从此我明白一件事：光环褪去所带来的震撼，实在要强于当初光环本身的震撼。
其实搬离赵家楼后，我还常去那里忆旧。50岁生日的时候，一帮发小哥们儿要给我祝寿，让我挑地方，我选的是赵家楼东口人民美术出版社开的一家饭馆。那家饭馆原来就是人美社的食堂，而我从小就在那个食堂与黄苗子沈鹏们同桌而食。饭馆并不大也不上档次，但那是我的回忆，各位哥们儿也很认可。寿筵过去没几天，哥们儿中的一位便荣任人美社社长。
赵家楼附近开了好几家饭馆，我差不多依次去忆了旧。有一次我去的一家小饭馆，就开在我家院子北墙靠东的那个方位。我问老板娘，你知道这个饭馆的位置原来是什么所在吗？她说不知道，于是我告诉她，这里原来是我们院的厕所。
去年“五四运动”一百周年时，我又重游赵家楼，发现这里经过改造，很有些步行街的味道了。我坐在旧居旁的路边，望着这条小小的胡同想，赵家楼于中国，是历史版图上的一处坐标，是一个永远讲不完的故事；于我，则是远去的家园和岁月。
谢悦之窗
北京少年